文
江小桥宣生
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，穷困潦倒的王道士在偶然之中打开了敦煌藏经洞。
当整齐排列的经卷文书、庄严肃穆的佛像雕塑和色彩丰富的壁画重现人间之际，粗通文字的王道士感受到了来自于神圣信仰的虔诚同时，一场瑰宝的劫难悄然开启，但一幅辉煌的文化图景也就此展开。
今年是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周年。当下的我们，又该如何阅读、诠释、传承？
“飞天”回归记
年初春，敦煌空旷街头的刺骨寒风中出现了一位欧洲探险家，他的名字叫马尔克·奥莱尔·斯坦因。他从楼兰遗址启程，穿过冰冻的罗布泊，从阳关进入敦煌。
在一座看起来被洗劫一尽的佛像之间，斯坦因发现一名姓王的道士，对他总是报以好奇的眼神。“他看上去很奇怪，很紧张，很害羞，不时露出老奸巨猾的神情，非常难以应付”。当斯坦因讲起自己如何尊敬玄奘，如何从印度出发，跨越深山和荒漠，追寻玄奘曾拜访和描述过的寺庙遗迹时，斯坦因获得了他的信任，并被带入佛窟内仅容一人的洞穴——藏经洞。
当看到这堆足足10英尺高，体积大概有立方英尺的经卷时，他惊呆了。一段漫长的、包含着多个民族文化交融的远古历史，就要向他呈现自身。他以四个马蹄银，从王道士那里购得了个装有汉、藏文写卷的“正规包裹”，以及大量装有美术品和非汉文文献的“杂包裹”，一次运走了24箱材料。
没有人想到这件事的意义——毕竟，在整整7年之后，“敦煌学”一词才被发明出来。因为斯坦因和尾随他脚步的来者，英国与法国在内的欧洲地区一度成为这一迷人东方文明的研究重地。
陈寅恪曾如是说：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
但自20世纪20年代起，中国学者或远渡重洋，调查抄录敦煌文献，或万里西征，考察保护敦煌石窟，也产生过学术发展的灿烂时代。西方学者所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和印度、伊朗等文化遗产的研究，与中国学者所擅长的汉学研究相互交流。远去的经文，与莫高奎流光溢彩的笔画相得益彰。
敦煌学，曾经是世界的敦煌学。随着国力的强盛，敦煌文化研究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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